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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马归侨山村义教十年
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: 2012年02月04日 来源: 南方日报
祖屋翠轩公祠改造的私塾为小山村
培养了许多英语能手。
廖乐年的学生集合3岁孩子到30多岁的农村主妇,没上过大学的乡村青年在他指导下雅思考出6分的成绩。在他的私塾上过课的初中生,英语水平高于高中生。在偏远山区长教村,孩子们地道的英语张口就来,见外国人一点也不怯。最关键的是,听他的课一分钱都不用交,
部分学生已经跟了他整整10年。而他,是选择回到祖父出生地义教的马来西亚人。“这个颠鬼!”刚到村里时,长教村的村民就不客气地把这个“雅号”赐给廖乐年。在客家话里,“颠鬼”指的是那些不太正常、疯疯颠颠的人。“十年前的边远山村,会说英语是凤毛麟角,免费教英语的人就更少了,还是个原本生活优越的外国人!你说奇怪不奇怪?所以村民一开始都不理解。”他的学生兼助手廖惠茹说。
那时大概谁也没想到,这个叫廖乐年的“老头”竟能在这里,乐颠颠地坚持十年。
差点被当成特务
镁光灯下,年过花甲的廖乐年猝不及防,看着突然冒出来的8个学生,他的眼泪哗的一下流了下来。没想到主办方会把他分散在广州各高校的学生找来,在南方慈善盛典颁奖典礼上,生性潇洒的廖乐年,也有“Hold”不住的时候。
10年前,离大埔县城七八公里,世代与山为伴的长教村,能走出一两个大学生是件了不得的事,如今,长教村已有11位大学生,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廖乐年,也是他最感欣慰的事情之一。2002年开始,在长教村的头三年,廖乐年过得非常难,既没有人们想象的浪漫主义色彩,也缺少来自社会和村民的支持,连续不断发生的是令他哭笑不得和难堪的事。“最好笑的一件事是,当时我在村小学上英语课,有一天校长找到我说:‘你不要教英语了,很多老师反映现在学生都学英语去了,别的课不投入。’我听了十分无语。心里想,学生不喜欢别的课,为什么不反思教学方式或老师的教学水平,却把英语科当成竞争对手?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教英语,我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就不教啊。”回忆起十年前的事,廖乐年仍然记忆犹新。
很多学生还记得,廖乐年刚来时,很多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他,有的村民甚至直称其为“颠鬼”,还有的纷纷猜测他是不是特务,他买的电脑在学校里被贼仔偷走,还有些调皮的人趁他不注意,就放电动车、自行车的气,那是他走街串巷上门教学的代步工具。
刚开始学客家话时,廖乐年还常被村民嘲笑,但为了学好,他常常主动和村民聊天,给村民骂了多次之后,廖乐年的客家话也地道起来。英语、客家话和普通话,
是他教学的三种语言。“刚好我来的那一年,学校期末考试,我的学生英语成绩都很好,农村的英语教育差距还是比较大的,村民们意识到我真是个好老师,我的英文也是真英文,心里就信服了。”廖乐年介绍。
廖乐年从事教学的祖屋翠轩公祠里,大的屋子最多可容纳400个学生,平时上课的学生在80—100多之间,学生跨度从幼儿园到高中,这些学生的英语成绩往往比没有上过课的高年级学生好得多,上过课的初中生,往往比其他高中生水平高。
乡村女孩雅思考了6分
为了有一个更开阔、也更自由的教学场地,廖乐年到处募捐,在早年学生和社会人士的帮助下,他把翠轩公祠改造成一座现代的英语私塾,甚至专门倒腾出几个房间作为老师和学生宿舍,每年寒暑假都用三四周的时间,办主题补习班,是时,长教村和周边甚至外省的学生几百人济济一堂,以有机会入读为乐,同样,这一切都是免费的。
难得的是,一些家庭主妇也希望回到课堂,有的为了教育孩子,有的希望重拾学习乐趣,廖乐年通通接受。杨丽娟就是其中之一,
她的儿子也是廖老师的学生,毕业后在顺德工作,今年暑假,杨丽娟也开始到翠轩公祠上课。“我认识廖老师10年了,早就想跟他学英语,可我记性差,总觉得太笨可能学不好,会令老师失望。”杨丽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廖乐年了解到她的想法,主动对她说:“不用担心,只要你肯学我就会教你。”杨丽娟坦诚,这个年龄重回课堂需要勇气,是廖乐年的一句话让她鼓起勇气:“有机会学习时就要抓住机会,不抓住机会转瞬即逝。”目前,跟着廖乐年学习的农村妇女4名来自长教村,
还有一位来自外村。
今年24岁的女孩廖惠茹,是廖乐年的全职助手,作为廖乐年的第一批补习班学生,她第一次考雅思就考出了6分的成绩,这是申请国外本科学校的门槛。当了廖老师3年的助手,廖惠茹觉得自己成熟很多,“他已经65岁了,再也不能像几年前那样,一个学生、一个学生从最基础的发音教起,我觉得应该留在他身边,分担一部分的教学。”
今年9月,廖惠茹开始在县城家里的天台开设补习班,已经收了17个学生,目前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。
经费来自早年学生
去年,廖乐年带领长教村村民种植的蜜柚大获丰收,每6个一箱的蜜柚可以卖到180元,供不应求。趁着参加南方慈善盛典颁奖礼的机会,廖乐年在广州买一部二手的挖掘机,准备回村开垦山地扩大种植面积。5年前,廖老师买了近3000棵柚苗送给村民种植,不少村民认为没有前景把柚苗扔了,只有几个人认真种植,
结果这几个人赚到钱。去年,廖老师又买了6000多棵柚苗送给村民,有了致富效应,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。“我很喜欢一个概念,叫共赢,你帮我,我帮你,
大家都没有坏处,所以,无论是养鱼还是修路,我能帮的就帮,村民也很帮我。”廖乐年还资助了10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,令村民惊讶的是,随着今年来物价飞涨,廖乐年竟然主动提高了贫苦学生的资助金。
一位村民告诉记者,看到廖老师放弃国外的优越环境,在山村里一呆这么多年,大家都很感动,后来,各家各户都希望请廖老师到家里吃饭。盛情难却,廖乐年就在日历上做好记录,哪天到了哪户人家吃饭,安排好吃饭的日程,以免村民不高兴。
但在他的心里,最重要的事情,仍然是教学。
为了筹集经费,廖乐年每年都要奔走于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欧美、澳洲等地,这是因为,他早年在马来西亚一所中学任教、当校长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,而他们对他的义教事业也非常支持。“学生知道我回中国做的这些事,也时常寄钱给我,我现在每年花的,就是40多年前、50多年前所教学生的钱。”廖乐年告诉记者,自己之所以经常写信,也是为了向学生们“汇报”情况。
广东省侨办提供的信息显示,10年来,廖乐年筹集的各种经费加起来近200万元,资金大多来自于他教过的学生和各界朋友,他也因此笑称自己是“职业乞丐”。
目前,廖乐年最大的愿望是,1968年、1969年两届学生可以加入他的义教团队。那是他刚毕业时带的学生,感情最好,这些学生也大多有成就,加上也差不多都退休了,有时间。“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,只要有10个人来师资力量就强了。”
曾有一次,长教村同时迎来40多位外教,其中就有他50多岁的朋友汪子成,他跟廖乐年一样,都是马来西亚一所中学的退休校长。廖乐年的姐夫也到长教村支教了2次。
差点去了非洲支教
廖乐年1946年出生,是马来西亚客家人的第三代。廖乐年的祖父出生于大埔,作为家族的长孙,他受父辈托付,带着伯父两个儿子一起坐船“过番”,在海上漂了几个月后,最终到达大马,1907年,廖乐年的父亲在当地出生。“爷爷因为开办中医馆,成为南洋富商,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我出生后几年。”廖乐年回忆,1911年,他的祖父在马来西亚创办的华文学校中华中学,今年10月份刚刚举办了百年校庆。
2009年,廖乐年正式退休,第二年一整年他都在全球旅游。在美国时,一个朋友听廖乐年说要到非洲服务义教,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中国。廖乐年为难地说,自己完全不懂中文,恐怕很难。这位朋友不以为然:“你会那么多西方语言,中文怎么学不好,我信你。”
在朋友的鼓励下,2011年1月,廖乐年回到马来西亚,开始认认真真思考中国行。
主意打定,廖乐年收拾行囊直飞香港,开始学习普通话。“我为什么知道我是长教人呢?说起来,倒是一个原本毫不出奇的细节,决定了我的后半生。”廖乐年笑着回忆。
小时候,母亲经常让他们兄弟姐妹背诵一句“摸不着头脑”的客家话:“广东大埔长教百江德心堂”。1996年,廖乐年第一次回梅州,办完事后朋友问他老家在哪,他说不知道。华侨大厦的经理问他能否想起什么细节,他就背出了最耳熟能详的那句客家话,经理惊讶地说,这就是地址啊!随后兴奋地把他带回长教村。
对话廖乐年:办一所不赚钱的学校很难
记者:现在,如果你可以实现一个梦想,是什么?
廖乐年: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96年,跑上海北京,希望办一所学校,但辗转了一段时间不得不放弃。十多年前,外国人想在中国办一所学校太难,办不赚钱的学校更难。因为必须跟当地人合作,但当地人想赚钱。
记者:在中国办公益更难一些吗?
廖乐年:相对而言是这样。国外孩子大了要自立,不能再靠父母的财产过日子,父母的积蓄可以拿来做公益,中国不是没有投身公益的人,我也见过,但相比少一些。像小悦悦事件,我看了很伤心,一个社会没有善心,或者没人敢行善是不行的。
我在大埔这些年,也听老乡讲过帮助别人反被冤枉的,爱贪便宜、为己私心有泛滥之势。长教村的村民经常跟我说:“老师,在外面要小心啊,不要到处做好事,坏人很多,可能蓄意害你,别惹祸上身。”我说,我的钱只会用在学生身上,不是我的错我决不赔钱,要命倒有一条!呵呵。
记者:作为个体,如何在这种大环境下有所作为?
廖乐年:公益不是某个机构的事情,是每个公民的事情,如果作为一个路人,每个人都帮帮困境中那个人好吗?该伸援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出手相助呢,或者录音、拍照,记录证据,不能直接帮忙,能不能换另一种方式?
记者:您没有结婚,这跟您多年从事公益有关吗?
廖乐年:我是天主教徒,每个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,我的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一样,他们不比自己的孩子差。当然,结了婚就不能全心全意做义教,不过,结不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。我常常跟学生说,要反过来想,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,我不怕问题,不怕输,没有问题就没有机会,危机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,汉字蕴含着高深的智慧,其实,外国很多现在的先进理念都可以在汉字里找到。
采写:林旭娜统筹:金强摄影:陈佳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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